他不是这样的人:性犯罪事件里,「黄金男孩」与坏女孩的父权模板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日前南韩爆出了一起骇人听闻、被称为「N号房事件」的性剥削案件,主嫌在网络上威胁、勒索年轻女性,强迫其拍摄性爱影片,并对其性侵甚至性虐待,随后再利用社交软体Telegram散布受害人的影片牟利,吸引了将近26万的「观看次数」。由于案件涉及的参与者和受害人人数极高、且包括许多未成年人,又牵涉到「网络性剥削」这个相对「新颖」的性别暴力型态,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性犯罪中的加害者,若有「高学历」、「形象良好」或「讨人喜欢」的形象,可能引导我们走入特定的认知框架里。

性犯罪中的加害者,若有「高学历」、「形象良好」或「讨人喜欢」的形象,可能引导我们走入特定的认知框架里。

正因如此,「N号房」主嫌赵周彬遭警方逮捕后,媒体亦争相报导。除了赵周彬「感谢」受害者与警方让他得以停下「恶魔般人生」的言论反覆被引用外,媒体们在提到赵嫌时,几乎都会强调另一件事:他在校成绩优异,是个高材生,曾经拿过奖学金。在所有赵周彬的个人背景资讯中,为什么这点会特别常被提到?换个角度问,得知这样的资讯,对于阅听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又会促成什么样的联想跟诠释?

笔者想要指出,在性别暴力相关新闻中,经常可见这类对行为人的描述,例如行为人「高学历」、「形象良好」,或「讨人喜欢」等。这类描述或许可单纯被视为对当事人的部份「侧写」,却往往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带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走入一个特定的认知框架里,以特定的方式来理解性别暴力议题、事件中行为人和受害人分别扮演的角色,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动力。

简言之,这个框架所意图呈现的经常是一个「黄金男孩」与「不检点女孩」的对比,而身为「黄金男孩」的行为人得以获得同情,不检点的受害者们则会经历不信任、责怪,甚至惩罚。

出人意料的行为人

从表面文字上来说,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一种「震惊」的态度,社会大众似乎无法把「高学历好成绩」、「讨人喜欢」、「长相好看」这样的形象,与犯下性暴力恶行的人联想在一起。比方说,未经同意上传前女友私密影像而遭判刑的东吴男大学生,在媒体口中始终不脱离「天菜」的称呼,许多报导更经常强调「长相帅气」的他,在社群网站上有多受欢迎。

另外,数年前因为不同意女友分手要求,而持刀砍杀对方的台大「高材生」张彦文,回顾媒体报导,他「又会玩又会念书」的形象也不断被提及。

在这些描述中,会读书、人缘好的「黄金男孩」(golden boy)们的性别暴力行为出人意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深信,这些「优秀」的人不应该与任何犯罪或暴力恶行挂勾,反而应该是正直而诚实的好人;另一方面,在主流社会的想像里,性犯罪者或性别暴力行为人,通常都有着某种固定的样貌与形象,如:粗鄙、教育程度不高、属于社会底层。因此这样的「反差」令人惊讶,超出了我们的普遍认知。

然而,与其说是这些人超出了认知,不如说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性别暴力的认识,都太过浅薄与单一。许多人依旧认为,只有身处特定社会地位的男性才有可能参与性别暴力,却忽略了,尽管某些社会经济因素确实有可能成为暴力的触发因子,但性别暴力所涉及的其实是「展现权力」和「控制」的欲望,这样的欲望扎根于将男性定位成「支配者」、女性则必须是「臣属者」与「付出者」的父权社会。

性别暴力所涉及的其实是「展现权力」和「控制」的欲望。摄于2018年4月,印度邦加罗尔。

性别暴力所涉及的其实是「展现权力」和「控制」的欲望。摄于2018年4月,印度邦加罗尔。

因此,信服这套父权规范的男性就获得了理由,以各种手段巩固他们的支配地位,并实践对女性的征服与控制,例如对「好女人」的奖励与对「坏女人」的惩罚,而这些惩罚自然包括了肢体、情感和性的暴力。

这样的控制欲望经常和个人在其他层面(如学业、工作和社交)上的表现无关,甚至有些时候,在其他社会层面上的优势和特权,还可能会合理化与强化这样的支配欲望,并且赋予个人更多的资源和「武器」,得以实践控制、压迫与暴力。

这并不代表每一个男性都是潜在的暴力行为人,但当我们反覆强调某些加害者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好形象」,并因此对「黄金男孩」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可置信时,我们可能不自觉地简化了对于性别暴力的想像,而这也可能限缩我们的理解空间,甚至因此使得更多暴力行为难以被觉察。

失足的「黄金男孩」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因此忽略,性别暴力是一个结构问题。即使我们愿意承认、接受,「黄金男孩」也可能犯下性别暴力,却经常不自觉引用一种「失足」的论述,认为这些男性只是「一时不察」而「不小心」犯了错,如类似「他不是这样的人」的说词是最常见的例子。这样的论述下,暴力行为得以和个人区分开来,仿佛暴力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恶魔」,不经意地俘虏了个人,而个人只能听命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男孩」的形象建构一方面可以让某些行为人变得无辜,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再次妖魔化另一些行为人。和无辜的黄金男孩对比,另外一些符合主流想像的行为人,则被转化成天生带着邪恶本质的「淫魔」,于是性别暴力又再次成为一个「个别妖魔」的行为,成因是个人内在的恶质和失格,而不是整体社会的纵容和默许。

然而,无论是对行为人的无辜化或妖魔化,都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让性别暴力问题变得真空。性别暴力变成个人偶然「失控」或「邪恶本质」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脱离了社会脉络,使我们无从追究,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性别想像和规范,以及社会资源与机会的不平等,导致性别暴力发生。

最后,「黄金男孩」的形象论述,也可能成为替性别暴力行为人脱罪并赚取同情的借口。如前所述,这些形象良好的男性成为无辜的「失足者」,他们的行为因而被轻描淡写、成为无心之过,因此「不值得」太严重的处罚和谴责。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他社会层面上的优秀表现,也得以转移注意力,使人们从愤怒变为同情。

「黄金男孩」可能将我们关注与同情的对象,从受伤的当事人转移到造成伤害的行为人。摄于2018年9月,法国巴黎。

「黄金男孩」可能将我们关注与同情的对象,从受伤的当事人转移到造成伤害的行为人。摄于2018年9月,法国巴黎。

比方说,2012年美国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Steubenville)市的两名高中男生,在一名女同学酒醉后对她性侵,并用手机拍摄过程。涉案的两名男性都是该校的明星足球员,而在他们遭到少年法庭判刑后,媒体舆论中出现了许多对他们的同情,CNN的一位主播就公开表示,这两个身为明星足球员的好学生,原本应该有着光明的未来,却看着自己的人生在宣判刑期那一刻分崩离析,而目睹这一幕对她来说「非常难受」。

尽管这段言论激起许多反弹,但类似说词却不罕见:惩罚这些黄金男孩可能「摧毁他们的大好前程」,他们不应该因为一时失足而失去所有。

这类说词的危险之处在于,我们关注与同情的对象,从受伤的当事人转移到造成伤害的行为人,被「摧毁」、需要被「修复」的,不再是受害者的人生,而是行为人的前程与好形象。更甚者,它们往往创造了一种虚假的对立,并打造一个新的「加害者」——如果这些黄金男孩是无辜的失足者,却「不幸」必须失去似锦前程,那是谁「害」他们陷入这般处境的呢?自然是那些指控他们的女性。

被赦免的男性与不可信的女性

康乃尔大学哲学教授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其专书《不只是厌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中仔细探讨了这个现象。她指出,在父权社会里,为了让手中握有特权、身处支配地位的男性既得利益者得以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并巩固父权秩序,人们倾向于给予这些男性更多「证词上的优势」,也就是更相信他们所说的话。这乃是因为,一旦我们容许女性透过语言和知识挑战男性、证明男性的错误,就有可能造成地位的翻转,而这是父权社会所不能容许的结果。

此外,曼恩提出了「同理他心」(Himpathy)的概念:根据她的说明,在父权逻辑里,男性是取用者,理当获得来自女性的情感、体贴和谅解,因此我们会不自觉地给予男性同情,并倾向于原谅他们所犯下的错误。而黄金男孩的形象又可加强这个优势,一来让男性获得更多信任,二来让与他们对立的女性面对怀疑。

布洛克.透纳(Brock Turner)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2012年时,透纳被指控在大学校园内性侵一名参加派对后因酒醉而意识不清的女性,即使案发当时有两名目击证人,但人们还是不愿意相信透纳「是这样的人」,他的家人与朋友纷纷发表声明,强调就读史丹佛大学、领取游泳奖学金的透纳是一个多善良、优秀的男孩,绝非会犯下性侵的「恶魔」。

透纳是一个典型的「黄金男孩」,这个讯息在他的亲友和媒体口中不断被重复,一方面拉开透纳和「性侵行为人」身分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好男孩不可能做这种事──另一方面也为他赚取同情。他的父亲对媒体表示,他心疼自己的儿子,因为透纳如今「失去了好胃口」,而且儿子过去20年来的优秀表现,不应该因为这一起「单一事件」而被抹煞。

这样的可惜甚至延伸到法官的判决,审理该案的法官表示,他担心有罪判决会对透纳的未来有「重大影响」,因此最终给了他相对宽松的判决。

但该案的受害者呢?与透纳相反,这个生活已受到重大影响的女性,在法庭上收获的不是同理和关怀,而是无尽的提问及对私生活的严格检视:她为什么参加派对?穿了什么?为什么饮酒过量?她有酗酒问题吗?这些提问和质疑都意图暗示着两件事情:第一,这个女性并不可信赖;第二,就算她所言为真,她也必须为发生的事情负责,这起暴力不(只)是透纳的错。

「证词优势」和「同理他心」两者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我们看待性别暴力的视角:我们倾向信任、同情男性而怀疑女性。由此而生的是「责怪受害者」的文化,控诉男性的女性往往面临行为不检点或另有所图(例如金钱)的指控。

尤其当被控诉的对象是所谓的「黄金男孩」时,女性可能遭受更大的压力,她们从为自己发声、争取权益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剥夺」了男性「璀璨未来」的加害者,并因此面临攻击与惩罚。这些攻击与惩罚一方面赦免了男性,另一方面恐吓其他女性,使其恐惧与退缩,而不敢说出自己的受暴经验。

被原谅的「失言」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机制不只存在于性别暴力事件中。在讨论性别议题时,我们经常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一些「失言」的男性。例如声称对方只是「率真」、「直言」、「刚接触议题,还在学」,或试图用男性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来为他们开脱。

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在性别议题上犯错或说错话,如同其他任何问题,性别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领域,人们并非天生就会。但我们必须检视的是,我们是否习惯给予男性更多的「宽容」?女性是否有机会获得同样的「谅解」?我们是否总是惯性为男性的失误准备好解释、原谅他们,甚至反过来责怪那些指出错误的女性?

摄于2016年6月,巴西里约热内卢。

摄于2016年6月,巴西里约热内卢。

这也不是说,性别议题上的失误都不能被原谅,但父权社会打造了一个机制,让某些人的失误特别容易被理解与遗忘,因此有更多的空间反覆犯错,他们可以不断地「失言」,却总不需要为此负责,反倒可以透过这个赦免男性与责怪女性的机制,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

因此,同理心纵然是美德,我们却必须谨慎地检视自己的道德直觉,反省自己是否不自觉地服从了这套运作机制,在倾听男性与女性时,给予不同的信任与怀疑标准,还有是否习惯性地原谅男性与怀疑女性,并借着这个过程,再次巩固、强化父权社会里男女的话语权和地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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