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剥夺的导演权威?颠覆被摄者的纪录片《水底行走的人》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我的画家朋友告诉我,若你替一个画家拍纪录片,但他不让你拍他绘画,那你这出戏注定拍不成了。」这是电影开头,导演给观众的一席话。就这样,一部纪录片立刻让观众陷入了剧情片才有的「悬念」。

水底行走的人》是香港导演陈安琪的作品,曾于2018年台北电影节放映过,2020年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则将它选入了「叛逆归属」单元,让台湾观众有机会再次欣赏这部曾获印尼日惹国际纪录片影展「最佳纪录片」的作品。

不合作的受访者

导演以跟随纪录、访谈等纪录片惯用的技法,试图描摹出本片主角「黄仁逵」的轮廓。黄仁逵是香港本土抽象画家,但他也玩电影、玩音乐、玩人生,甚至玩了陈安琪导演与这部纪录片。

《水底行走的人》在他的翻玩之下,意外碰撞出新火花,比如导演在片中直接进入画面与黄仁逵对话。访谈应该是建立在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建构好之后才能挖掘出更深层的内容,拼贴出受访者可能的样貌。

但本片最有趣的地方是,导演与被摄者的关系不甚和睦,两人对话一来一往烟硝味浓厚,甚至可以感觉到黄仁逵在在以言辞挑衅导演。也正因为导演在片中情绪多较为猛烈,使得她的模样比起这部电影想纪录的对象更为清楚。

《水底行走的人》剧照。

《水底行走的人》剧照。

纪录片的面向选择

如果不能拍一个画家画画,是否真的无法完成一部纪录片?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端看这部纪录片想要将「焦点」摆在哪里。绘画当然是一个画家生活中重要的活动,然而要刻画一位画家,并不一定得拍摄他绘画。因为他除了是画家之外,也是其他角色,可能是谁的家人、朋友,或者拥有其他兴趣。

导演在本片访问了黄仁逵的女儿,并与黄仁逵谈及他的父母,藉由他对于父母辈的印象,以及女儿对他的印象,叠合出他近半辈子的家庭图谱。在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中,少了绘画的镜头,却多了空间放入更多的「他」。

除此之外,任何创作形式都是个人的延伸,不论是绘画、电影、文学或是乐曲等等,都是创作者思想的产物,赏画多少能臆测出这位画家的性格,而与画家谈话,好似也能预想他的画作将是什么模样。

被剥夺的导演权威

黄仁逵作画的时候不想被拍摄,因为这个行为会干扰到他。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曾说:「摄影机应该像一只墙壁上的苍蝇」,但对被摄者来说,他们很难忽视摄影机的存在。片中还放了部分黄仁逵自己用GoPro拍摄的画面,我们可以发现,黄仁逵在本片大幅降低了导演(拍摄者)之于电影的权威地位。

首先,他不太配合导演「出演」,他总是猜测导演为什么如此安排、想要什么答案,甚至揶揄她的做法。导演通常能掌控访谈的调性,并试图引导受访者思索心里潜藏的回忆或创伤,但导演在本片却几乎受黄仁逵摆布。再者,导演可用的片段部分来自受访者所提供,在这段黄仁逵独处的时间中,他完全可以决定想要拍摄什么、交给导演什么,因此导演的素材已经被部分限缩。

然而导演依旧拥有不可能被剥夺的王牌——「剪辑」,即便访谈过程不甚顺利,导演依旧可以选择如何「呈现」一部纪录片。不论是单纯纪录、访谈、介入拍摄,导演总是可以选择如何「重现」那段时光,将片段用不同顺序排列,就会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把导演的问话剪入其中,或是仅放入受访者的回答,都将左右观众在看一部电影时的思路。

黄仁逵在片中曾说:「创作是唯一安抚人心的东西,过程中整理知道的东西,成为自己喜欢的形态。」这个形态观众不一定喜欢,但它将是最符合创作者心中最为真、善、美的存在。

被组织过的言谈

本片有许多黄仁逵与他人谈话的片段,除了平常与友人的嬉闹,他也叙述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叙述之多甚至让人觉得,导演就算没有拍到黄仁逵绘画的过程,也不影响我们对他的认识。

这也再次引领观众思考,纪录与被摄之间永难抹灭的落差。许多人在被询问或是阐述之前,并不曾察觉自己有这般想法,但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思绪再厘清一遍。而当这个过程有摄影机在旁拍摄时,如此「有序」的产出将会再度被加工,聊天可能会进化成谈论,谈论则会再升级为论述。因为人们意识到,这段话将不会只有与谈的人听到,隔壁餐桌的人、银幕前的人,都可能不断地透过这些话了解和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

导演在片中也曾被黄仁逵询问,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她与友人的座位,导演这才有些断续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这之前她甚至没有思考过自己这样安排的理由。拍摄者在被摄者的引导下,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加深观众对自己的印象,与纪录片风格如此格格不入的呈现,是本片一大亮点。

纪录片的永恒辩证

片尾,导演放入了黄仁逵在作画的影像,正当观众对导演终于拿到画家绘画的影片而感到释然之际,却又重复了片头两人争吵的画面。黄仁逵认为导演有义务告诉观众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如此主观又直接的叙述,再一次打破了我们对于纪录片的想像,导演被纪录片的主角引导着,逐一拼凑自己对于拍摄这部片的想法。

黄仁逵给导演的一段话,更仿佛是这段时间他搜集来的证据。他说他知道两人对于「纪录片」的见解不一样,他无意改变,但也不选择参与,这是她「导」的电影,但他不是演员。

一部拍摄画家的纪录片,竟意外成了对纪录片本质的辩证。从黄仁逵许多谈话便可以发现,他追求本质,甚过追求象征,在许多创作追求高大上的时代,他诚然地告诉人们他画什么就是什么,不一定有什么象征。但对于一切都要追求衍生义、含义,或是喜爱对于电影及艺术抽丝剥茧的人们来说,似乎有那么一些难以承受。

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美丽的事物太过简单,正如同拍摄一个人的「纪录片」若只是平淡的「纪录」,对观众来说有点无聊,对导演来说则或许无法达成拍摄的初衷。

我们追求创作者给的「定义」,追求一个说法、观点和解法,却忘了当我们尽可能地收揽一切,便是「美」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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